四、创建民进组织 推进政治民主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10月10日，在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推动下，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一个和平、民主建国的曙光展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愿望，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被迫投身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成立的，成立之初，马叙伦说：“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内正式成立。出席会议的共有26人，赵朴初是发起人之一。中国民主促进会初成立时，其基本队伍主要由两部分爱国民主力量组成：一部分是以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出版、教育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另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
1946年1月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会上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宣言中提出了八点政治主张：
一、我们自主、自动地改革政权，实现民主；
二、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
三、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
四、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国政府自行担任；
五、重新制定宪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布；
六、宣布前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定普选方法，限期完成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
七、战时机构即行核实裁并；
八、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
赵朴初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1946年1月13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牵头，组织上海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在玉佛寺公祭“一二·一”昆明惨案中遇难的于再烈士。马叙伦担任主祭，林汉达、许广平在大会上演说。赵朴初为这次会议的筹备做了大量、细致的安排工作。3月18日，他又参加了“南通惨案”报告会。
1946年2月3日，赵朴初出席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三次会员大会。被推为理事会联络部的联络员和经济委员会的委员。第三次会员大会决定，开办人文科学补习学校，由陈巳生、赵朴初、严景耀三人负责，聘请民进中一批学者马叙伦、陈已生、王绍鏊、严景耀、郑振铎、雷洁琼、林汉达、周建人、冯仲云、吴大琨、蔡尚思、金仲华、沙千里、黄任之为教授。赵朴初为学校付出了不少心血。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后，在重庆发生了“较场口惨案”，进一步暴露国民党的公开破坏和平，迫害爱国民主人士的种种行为。分析研究这一新的形势，民进认为必须制定适合这一严峻形势的斗争策略。3月17日，在上海召开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会员大会，会上马叙伦作了题为《民进工作纲要》的报告。会议提出当前两项工作任务：一、唤起和动员广大民众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二、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旨趣相同的人民团体共同战斗。会后，民进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参加自由保障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后，赵朴初仍在以梅达君为联络处长的联络处和以严景耀为主任的经济委员会任职。
2月28日，上海各界23个团体的代表，在上海中国科学社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民主运动团体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推举马叙伦、沙千里、王纪华、梅达君、徐伯昕、沈志远、陈震中、胡子婴、盛康年、方祖荫、葛志成、叶克平、罗叔章等13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马叙伦为召集人。3月5日，筹备委员会决定由王绍鏊、赵朴初、梅达君负责起草联合会的章程。5月5日，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以中国民主促进会牵头联合上海52个团体，在南京路劝工大楼礼堂隆重集会，宣布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正式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人民爱国民主运动达到了一个团结统一的新阶段，对全国爱国民主运动影响很大。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后，赵朴初参加了策划组织“六·二三”反内战大会。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又称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京大会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组织者原计划发动5万人参加，实际参加的有300多个团体单位，10万7千余人参加了大会。上午9时40分，大会在《反内战》乐曲声中开始，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王绍鏊首先致欢送词。他说：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是争取和平运动的开始，假如这次请愿不成功，将来还要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京请愿，一直到和平实现为止。上海和平请愿代表蒉延芳、雷洁琼、陈立复、陈震中分别在会上作慷慨激昂的发言。雷洁琼在发言中说：“看到这么多人欢送，增加了无限的勇气。”“八个人力量很小，希望大家更团结努力。”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一、成立全国争取和平联合会；二、和平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三、第一批请愿不成，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甚至全体步行晋京；四、通电美国政府不要帮助中国打内战。上午10时45分左右，集会群众把赴京代表蒉延芳、雷洁琼等送上火车（马叙伦等因年事已高，先上火车未参加会议）。火车发出后，集会10万群众开始反内战大游行，浩浩荡荡的洪流，沿街散发《告市民书》、《告工友书》、《告老板书》、《告警士书》、《告军士书》。反内战大游行的队伍，得到上海各界的广泛支持，许多商店、居民自动向游行人群送上凉茶、凉水、揩汗的毛巾，有的药店把大批的仁丹、十滴水捐出来为游行群众解暑。经五小时，数十里的行程，队伍到法国公园后，宣布胜利结束。
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京请愿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中统特务机关插手破坏人民团体的和平请愿。中统特务计划：一、在上海站台扣发车头；二、在镇江组织特务假借“苏北难民”的名义拦截火车；三、代表团到南京后，不准出站，组织围攻。上海铁路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粉碎了特务的计划。当晚，上海人民团体和平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东站时，特务机关指使暴徒对代表团进行了五个小时的围攻，马叙伦被打成重伤，阎宝航、雷洁琼、叶笃义、浦熙修、陈震中、高集等代表被打伤。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当夜为营救民主进步人士积极奔走，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以及郭沫若等立即到医院看望马叙伦等受伤代表。周恩来向马叙伦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下关事件传出，全国一片哗然，几个人的流血，激起了全国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它撕下了蒋介石假和平的伪装，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从根本上认识到中国的前途不能再依靠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
1947年2月9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召开第五次会员大会，总结了民进一年多来的工作斗争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作出了发展新会员、加强身自建设的决定。第五次会员大会后，国内形势更趋恶劣。5月下旬，国民党上海市当局以妨碍军事、希图颠覆政府等罪名，勒令《文汇》、《新民》、《联合》三家报纸停刊，企图封住爱国民主进步的声音。民进决定派王绍鏊、李平心去慰问《文汇》、《新民》、《联合》三报馆的同仁，赵朴初负责筹捐二百万元，由民进派员去慰问在“五·二O血案”中受伤的学生。5月29日，由民进负责起草，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署名发出《对最近时事宣言》。《宣言》代表上海68个人民团体、40万群众严正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拘捕的学生和一切因政治性拘捕的人民；立即恢复全国一切因政治性被封闭的刊物。”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和民主要求，悍然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成立戡乱委员会。针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中共中央在5月5日就指示蒋管区的各级党组织“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1947年底，民进主要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秘密转移到香港。赵朴初仍留在上海坚持斗争。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北方局势大定，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应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都从各地去北平，参加筹备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雷洁琼、严景耀等先后都到了北平，民进总部也同时迁到北平。1949年4月2日，民进总部决定成立民进上海分会，由赵朴初、谢仁冰、李平心、冯宾符、宓逸群等负责筹备。5月27日，上海解放。赵朴初等留沪的民进成员，于当天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庆祝上海解放，号召全市同胞做好慰劳人民解放军、救护伤病员、协助人民解放军接收上海工作、协助新政府机关救护难胞，检举潜伏的战犯和国民党特务，防止反动分子破坏捣乱等工作。6月1日，留沪会员在上海红棉酒家召开解放后第一次会员联欢大会。6月19日经总部批准，民进上海分会正式成立。谢仁冰任主任理事，赵朴初任副主任理事。据赵朴初晚年回忆说：上海解放，我们的工作由秘密转向公开。天天忙的饭都顾不上吃，日夜的忙，事情总是做不完。重点就是接收和救济。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致开幕词。他庄严地指出：这次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次会议产生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都以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赵朴初以宗教界代表，郑振铎以全国文联代表参加会议，葛志成以全国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冯少山以全国工商联候补代表，严景耀也以民进候补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赵朴初担任大会《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的委员。9月30日，大会选举产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赵朴初当选为委员。
建国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体制，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新中国的参政党派之一。民进中央机关设在北京，民进总部的名称也改称民进中央。赵朴初的工作重点虽在宗教事务和救济工作，但对民进的重大活动和重要决策也是一直很关心的。
1950年4月15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43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大会主要议题是总结民进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作和经验，充分认识当前形势，明确在新的历史时期民进的地位、任务和作用。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选举马叙伦为中央理事会主席，王绍鏊为副主席，许广平为秘书长。赵朴初以上海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被选为中央理事会理事。1955年1月26日，赵朴初被增补为民进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3年初，民进中央决定委托上海分会副主任理事赵朴初帮助建立南京分会。赵遂与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联系。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协商，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致函赵朴初，信中说：“前嘱协助中国民主促进会物色人选准备在南京筹建组织，经几个月来的研究与协商，已初步与胡颜立、司晓南、桂庆和、顾雍和、金光灿等商量同意……兹将他们所填入会申请共五份，送请审核。”赵朴初接信后于8月18日，将南京5人的申请呈报民进中央理事会，总部于9月5日签发批准5人入会通知。赵朴初于9月24日致函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告知胡颜立等5人已成为南京最早的一批会员。10月26日赵朴初偕民进上海分会组织处副处长陈邦炎到南京，召集胡颜立等5人在福昌饭店开会，宣布成立民进上海分会南京筹备小组，商定召集人为胡颜立。在赵朴初的指导下，至1954年底民进组织在南京先后发展了雷震清、褚述初、郑惠宁、黄履松、王佩兰、王兴之、霍炯、樊星白、罗炳权、庄佩琳、柏岁寒等20余人入会。正式成立了民进南京分会。特别是1955年2月介绍发展了吴贻芳入会，对南京以及江苏省组建民进地方组织影响都很大。1955年10月，成立民进南京分会筹备小组，吴贻芳为组长，胡颜立为副组长。1962年1月8日，民进江苏省委员会正式成立，吴贻芳为主任委员，古楳、胡颜立、柴德赓3人为副主任委员。民进南京以至江苏省地方组织的成立，倾注了赵朴初的心血，民进南京组织现存的档案中，1953年至1955年间赵朴初为创建民进南京组织所亲笔撰写函电有50件，其中致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2件，致民进总部24件，致南京筹备组24件。1994年，赵朴初在《贺中国民主促进会南京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一诗中写道：
北辰星拱，钟山云作。
民主旗开，声教远播。
四十曰强，四十不惑。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这一方针写入大会决议。为了宣传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民主促进会于8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情关怀和支持。朱德、周恩来接见了与会代表，陈毅副总理应邀在大会上作了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及国际形势的报告。大会由马叙伦致开幕词，周健人作工作报告，王绍鏊作关于修改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的说明。章程中增加了必须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规定。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会。马叙伦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王绍鏊、周健人、许广平、车向忱、林汉达为副主席。赵朴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6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工农业生产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积极努力的做出了贡献。195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接着，由整风转向了“反右”，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骤雨式的反右派运动开展起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反右”扩大化，造成了全国灾难性的重大损失。4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58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得不违心地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肯定民进“整风”和“反右”的所谓丰硕成果；确认自己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其成员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反右”以后，接着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乃至达到极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各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批斗或关押。赵朴初也经历了这场浩劫。当时他也靠边站住过“牛棚”，夫人陈邦织被迫离京去了干校。在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表现了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反右”时，梁漱溟作为大右派，是毛泽东在大会上点名批评的人，而他又从不服输，直言谠论，许多人怕与他来往受到牵连。赵朴初却一直与他保持着深厚的友情关系，往来频繁。“文革”时，他以独特的眼光和深邃的思考，对当时不正常的现象加以抨击。从他的诗、曲中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倾向，《感遇》、《东山》、《喜霁》、《杨花》、《索居》、《鹦鹉曲》、《反听曲》（一、二、三）都是发自内心对“文革”中怪状之抨击；陈毅副总理逝世，他不惧政治压力，写了“殊勋炳世间，直声满天下”的挽诗。
197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执行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内乱。我们国家从此脱离了苦难深渊，民进也由此重获新生。
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提出恢复活动的建议。12月， 民进成立了由周建人、杨东莼、叶圣陶、徐伯昕4人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1978年7月又增加了赵朴初、葛志成两人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成立后，标志民进组织正式恢复活动。民进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恢复活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民进成员揭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赵朴初除参加政协、民进的会议，深刻揭批“四人帮”外，他写的《故宫惊梦——江青取经》，讽剌引喻，入木三分，流传全国。当时有许多人都能顺口背出：“这分明是反革命的坏主义，可气，赶快给我拉出去，枪毙。”“殃民利己，骄横无忌，卖国投降，罪如山积。桩桩皆铁证，竹尽情批，好个‘老佛爷’，算是揭了底。”又如：“当年捉到小爬虫，慷慨激昂攘臂起，高呼还有变色龙，说要追根到底。三年露出龙尾巴，原来就是你自己。”一看知道是讽指陈伯达的。这些曲句，读了令人解恨。
1978年11月，民进制定了《民进中央调查研究工作提纲》，由中央领导小组成员葛志成带队专程赴南京、杭州、上海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十年动乱期间民进基层组织遭受破坏和民进会员遭受冲击、迫害的情况以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会员思想状况；征求对民进今后工作计划的意见。12月7日，领导小组举行会议，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领导小组又调查研究教育文化出版系统领域中的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意见，向有关方面反映。协助各级统战部做好民进会员中“右派”摘帽工作。民进会员和佛协中“右派”得到赵朴初关怀、帮助的人不是一两个或几十个，粗略计算应以百计。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徘徊局面，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引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从此，中国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建人致大会开幕词，徐伯昕代表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雷洁琼作修改《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的报告。
民进“四大”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家政府的热情关心和支持。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震、乌兰夫、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包括民进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邓小平出席招待会并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他勉励大家要为实现统一战线的双重任务而努力奋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民进中央领导机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99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29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周建人为民进中央主席，叶圣陶、徐伯昕、赵朴初、吴贻芳、雷洁琼、谢冰心、吴若安为副主席，葛志成为秘书长。民进四次代表大会是一次重要的大会，标志着民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确立了民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通过了适应新时代的会章，思想上、组织上、精神上都有了新的起点。
针对民进工作对象主要是教育界的特点，粉碎“四人帮”后，赵朴初主动与教育界的朋友们接触，了解教育现状，向有关领导建言献策，得到重视。1979年3月，中共中央撤销1971年8月13日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批判了否定教育战线17年的伟大成绩的“两个估计”，解除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中共中央文件发出后，赵朴初有感于中央的正确决定，作《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
不用天边觅。论英雄，教师队里，眼前便是。历尽艰难曾不悔，只是许身孺子。堪回首，十年往事。无怨无尤吞折齿，捧丹心，献向红旗祭。忠与爱，无伦比。
幼苗壮园丁喜。几人知，平时辛苦，晚眠早起？燥湿寒温荣与悴，都在心头眼底。费尽了，千方百计。他日良材承大厦，赖今朝，血汗番番滴。先知热，无穷际。
在此之前，他还作词哀悼受迫害致死的原教育部长周荣鑫：“竭尽为国谋，树人以身殉。危乱见坚贞，倔强对奸佞。赍志世所哀，促年众所愤。澄清昭有功，祭告应无恨。学子勉毋忘，望风益思奋。”
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9月10日为教师节。当天，民进中央召开座谈会。赵朴初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这个决定，会后又组织民进中央文化出版委员会与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庆祝教师节书画义捐展览”，展览所募捐的3万余元书画款全部用于尊师重教活动。
1983年11月9日至2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建人致大会开幕词，雷洁琼作了题为《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全面开创民进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会议根据中共十二大“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号召，提出了民进今后五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大会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彭真、邓颖超、万里、习仲勋、王震、宋任穷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代表。经这次大会修改并审议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对民进的性质、任务、作用作了新的更加明确的表述：“中国民中促进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民主党派，是以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党。”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周建人为民进中央主席，叶圣陶、徐伯昕、赵朴初、吴贻芳、雷洁琼、谢冰心、吴若安、陈舜礼为副主席，葛志成为秘书长。
1987年6月5日至10日，民进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1986年7月发出的19号文件，强调各级党委要尽力帮助民主党派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指出：“从现在起要把帮助民主党派培养、选拔新的代表人物逐步进入领导班子，作为坚持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民进在这次会议上经过协商，顺利地做好了新老领导班子交替工作。同意叶圣陶、吴若安等27位老同志主动辞去中央委员等职务的请求，向他们发了致敬信。会议决定民进中央设置名誉主席，推选叶圣陶为名誉主席，设置民进中央顾问机构——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推举民进副主席赵朴初兼任参议委员会主席，吴若安、张明养、柯灵、董纯才、潘承孝为副主席。雷洁琼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民进中央主席。赵朴初在致开幕时指出：“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领导班子的新老合作和交替，重点是加强自身建设。”这次会议很成功，民进领导班子在年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一批年富力强、政治素质好、事业有成的优秀中青年同志进入了中央领导班子，为民进组织增添了新的活力，并为以后逐步实现各级领导班子的新老合作和交替建立了一支过硬的、跨世纪的领导队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贯彻落实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战略任务，1988年11月19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舜礼致开幕词，雷洁琼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发挥政党职能，推进全面改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民进第八届中央领导班子：谢冰心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雷洁琼为民进中央主席，赵朴初、陈舜礼、葛志成、楚庄、叶至善、梅向明、陈难先、冯骥才、邓伟志为民进中央副主席。赵朴初被选为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
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更加科学化、制度化，1989年1月，邓小平同志建议中共中央“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等单位的负责人共同组成一个专门小组，经过多次研讨和修改，12月30日，正式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下发各级党委于1990年起实施。这个文件在酝酿、起草、反复修改的过程中，赵朴初付出了许多心血，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在民进中央八届五次常委会议上，赵朴初对《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说：“《意见》肯定了各民主党派是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发挥监督作用的一条重要渠道，并提出了民主党派发挥监督作用的总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同志一向非常重视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他曾说过有监督比没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因此，我们作为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就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发挥监督作用，大胆地积极地提出批评建议。”“在新形势下，切实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对于增强我们的政党机制，更好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重要意义。在当前来说，思想建设要着重提高各级干部和会员的政治素质和参政议政水平，学习掌握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问题，把握政治方向，经受住各种考验。组织建设，要抓住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搞好机关建设和基层建设，放慢发展速度，着重做好巩固工作。”
1992年12月1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北京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贯彻落实中共“十四大”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精神，确立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赵朴初致大会开幕词。他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会同志要更好地团结起来，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做贡献。雷洁琼在大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做贡献》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推举谢冰心、赵朴初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选举雷洁琼为民进中央主席，陈舜礼、葛志成、楚庄、叶至善、梅向明、陈难先、冯骥才、邓伟志、许嘉璐为民进中央副主席，陈益群为民进中央秘书长。赵朴初被推选为第三届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
1997年11月26日，中国民进促进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雷洁琼致开幕词，陈舜礼向大会作了《继往开来，团结奋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贡献》的工作报告。这次大会赵朴初被推选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和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
赵朴初高年进入民进参议委员会后，锐气仍不减当年，在工作上一丝不苟。他说：“我们年纪虽然大了，是‘老公坐而论道’，坐而论道是可以的，不但坐而论道，还可以前行。拿着拐棍可以走，人家扶着也还是可以走嘛，能走是可以做些事的。”1990年12月31日，他以83岁高龄代表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到云南昆明视察云南民进工作。在云南他向民进同志们说：“1945年我们民进在上海成立，进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马老等到南京请愿，我送他们上车，后来发生国民党反动派殴伤请愿团成员的‘下关事件’，那时大家加入民进本来是为了参加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以为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解散了。后来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倡导下，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进组织才能继续活动并发展起来。这些年来，我们民进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今后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3年12月20日，赵朴初在民进九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参议会上对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工作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件大事。历史上，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三大法宝之一。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又是一件空前伟大的事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结构，人们的利益关系又一次发生深刻变化。这是新形势对统战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许多东西，我们不懂，中央有新思想，大手笔，确实是解放了思想，许多事摆在我们面前，是个机遇，也是个挑战，我们要好好想想怎么做。”“现在提倡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其中很重要的是道德建设。我看统一战线工作的核心思想是为人民服务，没有这个思想，就难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才能做到互相监督，长期共存。”他又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体现在统一战线形式中。实践证明，这个形式最好，社会主义民主在不断完善中。”
赵朴初的政治生涯中，与中国民主促进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是民进创始人之一，又是德高望重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统一战线中，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共中央三代领导人都有着亲密的友谊。他长期担任民进中央和全国政协的领导职务，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为发扬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为巩固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题中国民进促进会五十周年图册》中，表达了这份情感：
昔奋一呼排万难，
终凭群力拔江山，
北辰居所众星拱，
胜利辉煌五十年。
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对赵朴初在民进组织中的贡献，作了这样的评价：朴初心系民进，他的政治智慧，他的直言谠论，是民进的巨大财富。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有深刻的理解，认为统一战线工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事。他始终关注民进的事业，勉励民进会员：“我们将永远与共产党同心同德，为建设两个文明，为祖国统一，为世界和平，勇猛精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是我们的庄严使命。为加强自身建设，从组织到个人，是我们成功的保证。”朴初还告诫我们要居安思危：“但畏密云遮望眼，应知身在最高层。”朴初，真是我们民进的骄傲。
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在怀念赵朴初的文章中说：“他一生灿烂。”“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时时刻刻关心着民进的建设、发展。他一生淡泊物外，唯公是务。他学兼古今僧释，思想深邃，却虚怀若谷，谦和平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