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入佛门 参加抗日
1920年，13岁的赵朴初离开了他童年生活的太湖县寺前河，来到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这次行程对赵朴初的一生是一个转折点，影响着他人生的道路。晚年赵朴初对来访者说：“早年离开家乡，是不愿为封建礼教所缚”。而这个意愿的促成和决定完全是在于他的母亲陈仲瑄。她有个表姐关静之随其弟关絅之在上海居住。把赵朴初送到上海读书，是陈仲瑄和关静之经过商量后得到赵炜如同意而成行的。
1922年春，赵朴初插班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属苏州基督教堂所办。首任校长孙乐文，董事长林乐知。学校规模不大，却培养了一批知名的学者。费孝通、李政道、杨绛等都在此校读过书。晚年赵朴初记得附中同学有梅光裕（梅达君）、孙其敏（孙起孟），都是安徽人；还有张梦白，虽不是安徽人，但出生在安庆。除了读书之外，有时也一起散步、打篮球。国文教师薛灌英，是前清贡生，对赵朴初的评价是“写一手好字，作文也写得好”。英文教师吴献书，是新派人物，有空常陪学生打篮球。对赵朴初的评价是“英语水平突出，很有礼貌。”
在苏州东吴大学附中上学时，周末、星期天赵朴初欢喜去新乐府听仙霓社的昆曲演员的演出。昆曲起源于元末明初，原称“昆腔”，清代称“昆曲”，解放后发展为“昆剧”，曲调舒徐宛转，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在长江三角洲一带流行。1921年，昆曲老艺人沈月泉、沈冰泉在苏州桃花坞创办昆曲传习所，培养了40多名“传”字辈的学生。有郑传鉴、倪传钺、周传瑛、沈传芷、方传芸、华传浩、王传淞等，最出名的旦角张传芳都是仙霓社的成员。昆曲中的许多曲牌，赵朴初到老都还记得，少年时代的爱好，对他后来爱写词曲是有影响的。
1925年5月30日，上海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起因是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引起上海工人学生不满，两千多人上街游行示威。“五卅”运动很快影响全国。消息传到苏州，引起青年人的愤慨，苏州学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上海学联代表的“五卅”事件经过报告，决定即日起全苏州学界停课声援。赵朴初作为东吴大学附中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总同盟罢工，5万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运动发展到了高潮。苏州20个学校的学生在体育场举行集会，会后，上街游行。赵朴初此时己被选为附中的援沪执行委员会十人成员。集会后组织了30支演讲队，分头上街宣传“五卅”运动精神，散发传单。6月3日，赵朴初在附中的援沪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以吃素来代表尝胆，这样节省下来的伙食费用，尽管只是杯水车薪，全国都行动起来，就会募捐到很大一笔钱，可以救济上海工人。在这个倡议的推动下，苏州学联共募捐17300多元，全数汇往上海。学生的爱国行动，引起苏州当政者的不满，老师薛灌英通知赵朴初等学生领袖，不要再住在校内，免遭不测。赵朴初随梅光裕回家暂住了一周左右。
1926年暑期，赵朴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吴大学。开学之前，他回到了阔别6年的家乡太湖寺前河。从喧嚣闹市回到僻静的山村，看到家乡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山前田坂，小桥曲岸，己是自家塘畔，门掩重关，摇尾巴狗儿不肯喧。”这是他母亲在《冰玉影传奇》中的词句。她既爱儿子，不愿儿子很快离去，又不能把儿子锁在这偏僻的山村。6年得不到见面的互相牵挂，母子、父子的情怀在小住的几天内是说不完的。可喜的是，这次回家见到了姐夫周君简。鸣初是朴初的胞姐，初嫁周家，夫妻甚是美满。别后，周君简曾有《浣溪沙》词赠朴初：“……意转痴，离怀秋思两凄迷。繁星辞我野河湄。莫遣词华消壮志，轻将风味换儿时。孤怀除与一心知。”依依惜别，他赶回了学校。
开学后，赵朴初记得班上有39位同学。除了孙其敏、梅光裕、张梦白是附中的同学外，又结识许多新的同学，许嘉祥、蔡文达、曹浩生、王守方、陆鸿谟等。赵朴初被选为班长，副班长是蔡文达。上课的教室在东吴大学的林堂。在所有的大学课程中，赵朴初特别爱听江南才女苏雪林的诗词课。幼年私塾己有基础，名师的指点使得在诗词学业上大有进展。此间，他曾写下《江南好》：
江南好，流水绕人家。浅盏芬甘尝芡实，曲栏清艳倚莲花。往事记些些。
江南好，吹梦落花风。小阁诗来人去后，高楼箫起月明中。逸兴与谁同？
这首《江南好》有景有情，有虚有实，妙笔传神，红笺寄怀，可称得意之作。所以，在40多年后，陈邦织的堂妹小薇请赵朴初题扇面时，他能一字不差地把这首旧作抄写在扇面上。
赵朴初在东吴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东吴大学安徽同学会，还被推为副会长。薛灌英、苏雪林两位安徽籍的教师为顾问。同学会的宗旨和任务，苏雪林在《安徽同乡会述略》中是这样记述的：“东吴大学里的同乡会很多，而安徽同乡会的资格却比较老一点，已经有了同乡会的组织，会员约二十余人，团结的精神极好，会务也很发达，后因种种关系，会竟无形解散了，真是可惜的事……安徽教育本来是不很发达的，近几年以来，屈处武人势力之下，解散学校，屠杀学生，视为常事。教育之被摧残，可谓达于极点了。安徽大学虽然巳在筹备，但在这样风雨飘摇的局面里，成立不知何年，我们有志求高等知识的人，不得不负笈邻省，这就是本校皖籍人尚多的缘故。因为这个缘故，想到本校同乡会的成立，虽然可喜，然而回顾本省教育的凋敝黑暗，又觉可悲。但是，扫除旧势力是我们青年的责任，将来的成功与否，要看我们今日的工作如何？”清末时，安徽的教育在李鸿章、孙家鼐、吴汝伦几位的推动下，在全国名列前几名的。到了民国时由于军阀的统治，步步落伍下来。1921年发生军阀倪嗣冲杀害学生姜高琦事件，1925年“五卅”运动后，安徽省军阀通缉60多名进步学生和教师，杀害了学生余昌准，1926年军阀陈调元又杀害了安徽学生领袖杨兆成。安徽大学从民国初年就开始筹办，只筹不办，引起全皖各界不满。赵朴初参加同乡会，即是本着“扫除旧势力是我们青年的责任”的宗旨而尽心尽力为同学会服务的。
1927年秋，学校开学后，班上少了一个学生。同学们有许多猜测，有人说赵朴初吃素，可能信佛，东吴大学是基督教学校，辍学与信仰有关。有人说赵朴初辍学与经济有关，每学期要100多元的钱，可能遇到了困难。其实都没有猜对，真正的原因是他病了。寄宿在上海关絅之家养病。他得的病是肺结核，经常吐血。这一病，结束了他的学校生活，又经历了一次人生道路的转折。他要战胜病魔，要排解远离父母孤身在外的愁郁，要设法找寻为社会服务的机会，创造经济收入以维持生活。坚定的信念，平和的心情，丰富的知识，使他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赵朴初在步入社会之初，对他帮助最大的是关氏姐弟。赵朴初的关大姨静之，是母亲陈仲宣的挚友，是青年赵朴初的护卫者。表舅关絅之，湖北汉阳人，1901年中举，1903年入上海道署任洋务翻译，次年，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谳员。1904年在上海道尹袁树勋府做幕僚。1904年12月8日，关絅之因审理“黎黄氏案”公堂上驳斥英国法官，迫 使工部局认错，轰动上海，一时成为重大新闻。1913年，在审理“宋教仁案”中，反驳了英方律师拒绝引渡罪犯给中方的无理辩护，最终胜诉，将罪犯引渡给了中方，并移交了全部罪证，使此案大白于天下。二次革命失败后，关絅之得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要逮捕孙中山，作为同盟会会员，他秘密通过公廨秘书杨润之拖延发出捕票时间，通知孙中山尽快转移。孙中山脱险后，亲笔写个扇面送给关絅之以表谢意。1921年，关絅之开始信佛，1922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佛教居士林，接着又创办佛教的慈善机构净业社。
净业社是赵朴初走向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地址在上海觉园，原来是德赫路53号，现在是常德路418号。这份工作是关絅之给他介绍的。一边养病，一边工作，每天收发报纸，有时也起草一些文件。其间关絅之介绍他去黄涵之（净业社副社长）主管的上海市公益局（管理上海慈善团体的机关）当了三个月的办事员，因机构撤消，仍回净业社。在此期间，南传、汉传、藏传三大系佛教的高僧大德与他都有过交往，从交往中他认识到佛教有很深的学问值得研究。一天，他起草一份文件，送给关絅之审查。关严肃认真地向他说：你的国文很好，毛笔字也写的很好，但是佛教有佛教的门径，你要多看些佛书，才能办好这里的文件。。这一席话，使赵朴初走入了佛门，开始研究佛经，成为一生孜孜不倦，奋斗终生的事业。
佛教讲缘，缘就是时间、空间、条件、机遇。赵朴初与佛确实有缘。他的祖籍安徽省太湖县，是佛教禅宗的发祥地，寺庙遍布，佛浴万家。北周武帝灭佛，禅宗二祖慧可被迫南逃，大别山深处的九龙山（现名狮子山）便是他的落脚点。九龙山地处太湖县薛义河口，距县城约八十华里。慧可初到在九龙山葫芦石洞内面壁参禅，立足数年后到太湖司空山（1935年划归今岳西县）传经，临终前密将衣钵传给三祖僧璨。赵朴初幼年生活的寺前河附近，就有廨院寺、佛图寺、狄梁庙、七里庵等寺院。
赵朴初后来成为一名佛教徒，与其母亲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母亲笃信佛教，家中设有佛堂，每天都要焚香拜佛。潜移默化中使赵朴初从小与佛结下了因缘。寺前河附近的寺庙，儿时的赵朴初都随母亲去拜过。晚年赵朴初还记得：在廨院寺上香时，住持先觉有意考他的事。先觉师傅以庙中“火神殿”为题，说出一幅上联“火神殿火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赵朴初稍作思索即以庙内“观音阁”为答“观音阁观音大佛保佑黎民平安”。先觉和母亲都欣慰地笑了。在七里庵上香时，正是雪后初晴，赵朴初见景生情，顺口作了一 首诗，其中两句是“山瘦溪水涨，雪后天更寒”母亲听了说他有长进。到狄梁庙上香时，父亲给他讲的关于狄仁杰的故事到晚年他还记得。1985年，赵朴初给寺前河一位小学教师蔡铸锟回信中对儿时游佛图寺还记忆清楚：“佛图寺，小时曾往一游，犹记‘天就门’三字篆刻，彼时似未逢一僧，寺巳濒荒废矣。”
赵朴初后来成为一名佛教徒，与关氏姐弟的影响也是密不可分的。关氏姐弟笃信佛教，关絅之是中国佛教教会的九个理事之一，关静之受陈仲瑄之托，对赵朴初的衣食住行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长期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赵朴初对信仰佛教产生了兴趣，以至成为终生为之追求奋斗的事业。
1928年，江浙两省佛教界人士在上海集会，抵制南京国民政府中有人倡议以各地庙产兴办学校。会上决定成立江浙佛教联合会，机构设在上海净业社内。同时成立了上海佛教会，因关絅之在会内担任领导职务，遂介绍赵朴初入江浙佛教会和上海佛教会任秘书。1931年，经圆瑛法师点化，赵朴初正式皈依佛教为居士。1934年至1936年间，中国佛教会改组，圆瑛任会长，叶恭绰任秘书长，赵朴初仍在会中任秘书，同时又在后成立的中华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震醒了中华民族。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下面有个仁济堂，过去是以施舍给药为主的慈善工作，抗战开始一下忙了起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当天，仁济堂门前就挤满了从闸北、南京和郊区逃来的难民。慈善会雇了十辆大卡车，正准备找地方安置他们。不料当天下午“大世界”门口遭日机扔下炸弹，炸死了许多行人，上海市内一片混乱。在这危难之际，赵朴初和吴大琨毅然举起红十字旗子，走出仁济堂，大声对难民们呼喊：“同胞们，跟我们一起走！”领着数百难民，由西藏路往北走，穿过平日最繁华的大马路（今南京路），再向北，直奔宁波同乡会，把一百多人安顿下来。接着又冒着枪林弹雨，马不停蹄，带着难民安排到几所电影院、剧院和寺庙，一夜之间安排难民于大小十余处。事情办完，天已拂晓。上海难民如此之多，单靠仁济堂已远远不能应付。“慈联会”决定成立上海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由屈映光任主任，黄涵之任副主任，重新组织工作班子。赵朴初担任难民收容股主任。上海沦陷后，赵朴初仍留上海。在极端困难、危险的条件下，坚持做好难民的收容工作。此后三、四年中，先后在江浙一带设收容所50多处，共收容难民近50余万人次。对收容的难民经过短期教育后，将近千名青壮年输送到抗日的前线，补充抗战兵源。思想进步、表现好的经赵朴初介绍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约有三、四百人。
1939年，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宪政运动。赵朴初参加这一运动，并在宋庆龄组织的“中国福利社”中担任理事，帮助做救济工作。在宋庆龄领导下，赵朴初负责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运送了大量的医药、医疗器械、服装等物资，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1年夏初，中共上海地下党员姜椿芳，为了做好上海京剧名流周信芳的统战工作。委托赵朴初安排在觉园小客厅，每天碰头，以编写抗敌内容的剧本《史可法》为由，经常与上海文化界人士联系。周信芳在上海公演《史可法》、《文天祥》两剧，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浩然正气，影响很大。
1941年，蒋介石为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指使部下在安徽皖南围攻叶挺、项英领导的新四军，七千烈士殉难皖南。赵朴初闻讯，为皖南新四军殉难烈士作哀词，题名“哀辛士”，即新四军之谐音：
岂能北辙又南辕？无北无南八表昏。
信有修能遭众嫉，竟教积毁铸沉冤。
鸱枭在室悲弓折，魑魅甘人可理论。
逼窄江南容后死，弥天泪雨望中原。
1941年，赵朴初通过李恩浩与陶希泉促成由盛幼安出资，编辑出版大藏经和翻译巴利文藏经。请持松、芝峰、夏丏尊、黄幼希组成《大藏经》编委会，赵朴初担任总务，刊印出版了《普慧大藏经》。1942年佛教会邀请锡兰克兰佩居士访问上海，赵朴初陪同在上海参观寺院。
1946年，净业教养院改名为上海少年村，赵朴初任村长，其工作仍以收容少年难民为主，1947年中国佛教会在南京成立，赵朴初当选为理事，带头发动佛教界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向僧人征兵的行径。组织南京僧侣向政府请愿。1948年，赵朴初到杭州凤林寺，筹备设立一所凤林医院，以救济困难的民众就医吃药。
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为了能在上海为解放军购运物资，又不至被国民党反动银行所察觉，赵朴初组织成立了上海安通运输公司和上海华通运输公司，亲自担任常务董事、总经理。
1949年，为迎接上海解放，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赵朴初联络各界人士成立上海临时联合救济会，赵任总干事。任务是收容战区难民，维护地方治安，接收国民党扔下的伤兵及散兵游勇并给予看管，防止他们扰乱社会。地下党组织决定，由赵朴初出面将美国援华的全部物资接收过来，以补充临时救济委员会的物资不足。这些任务赵朴初都完成得很出色。解放后，在“三反”中，经过清算和核查，所有经济账目和物资收支都一清二白。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张执一在回忆中说，他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周总理说“解放前做救济工作的人，做到这样是很难得的，这个人要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