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安庆市懒悟艺术馆的“旧藏新集楹联展”上，有一幅邓石如的楹联拓片，吸引着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此幅邓石如楹联拓片，长132厘米，宽31厘米。系民国时期的原石拓片，属蝉翼拓，新裱。上联“处世劳尘事”，下联“传家宝旧书”。隶书，款“顽伯邓石如”，钤“邓石如”阴文印和“顽伯”阳文印各一方。
邓石如（1743--1805）出生于安庆市怀宁县大龙山西北的白麟畈，今属安庆市宜秀区五横乡。邓石如以一介布衣而登上清代书坛的第一宝座，200多年来经久不衰，创造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段传奇。邓石如的四世孙邓绳候，民国安徽省的首任教育司司长，是安徽教育界的耆老。五世孙邓以蛰是和朱光潜、宗白华齐名的美学家，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六世孙邓稼先，为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和国防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两弹元勋”。邓氏家族是我们安庆著名的世家之一。
为了纪念这位书坛巨擘，1983年，安庆市人民政府在菱湖公园，利用清代建筑胡七姑祠旧址，修建了一座“邓石如碑馆”，占地6353平方米，共展出邓石如碑刻148方。“邓石如碑馆”的二道门的廊柱上，就刻有“处世劳尘事。传家宝旧书”这幅楹联。
为什么这幅既不是楹联原刻，更不是书法原迹的拓片，会吸引这么多人驻足呢？原来，这幅拓片的上联，留存有一段跋文：“完白先生法书，自张闻皋李申耆诸老表章后，海内翕然宗之。友人见诒此联，尤为奇古。因求先生嗣君守之钩摹刊刻，以共同好。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藩识”。
跋文中的张闻皋、李申耆是何许人呢？张闻皋就是张惠言，字闻皋，江苏武进人，嘉庆四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工诗词、散文、经学，是常州词派和阳湖文派的创始人。早年，张惠言在乾隆三十七年的状元、翰林院编修金榜家设馆教徒，无意中见到邓石如的书法，兴奋得不能自持，惊呼“今得见上蔡真迹！”并赶紧将邓石如推荐给金榜。上蔡是指秦代大书法家李斯，被后世称为小篆之祖。见一向恃才自负的张惠言如此激赏，金榜方在将信将疑中，把邓石如请到了府上，果不其然，两人是相见恨晚。金榜虽年长邓石如九岁，却顾不得矜持的说：“先生书如瑰宝，吾辈字如泥沙”。张惠言遂把学馆推让给邓石如，自己也跟着邓石如学习书法。三人由此订交，成为莫逆知己。后来金榜将邓石如引荐给户部尚书曹文埴，又由曹文埴举荐给相国刘墉。刘墉奉邓石如为座上宾并称：“江南高士邓先生，四体书皆国朝第一”，为邓石如在北方书坛及士大夫阶层中的声名鹊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申耆，字兆洛，江苏武进人，嘉庆十年进士，武英殿协修。曾主讲江阴的暨阳书院长达二十多年，是阳湖文派的代表人物。1804年，邓石如和李兆洛相会于暨阳书院，“始获平原十日之欢”（邓传密语），在李兆洛的辨志书塾，邓石如为李兆洛写下了不朽的篆书力作《弟子规》并留诗为别，第二年邓石如就病逝于故里怀宁。1815年，时任安徽凤台知县的李兆洛不忘旧情，收养了正寄寓在安庆大观亭天花庵的邓石如的儿子邓传密，“怜其少孤粗鄙废学，因携之读书，教育若子弟然”（邓传密语）。由于李兆洛的精心培育和悉心调教，邓传密的学业日进，眼界益开，并以搜寻邓石如“随书随佚”的遗墨金石为己任，为邓石如书法的搜集整理、刊刻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张闻皋、李申耆诸老不遗余力的追捧和传播，邓石如的书法成就，得到了书坛各界的广泛认同，故而曾国藩在跋中称“海内翕然宗之”。
友人以这幅邓石如楹联作为“雅贿”，看来曾国藩还是乐于接受的，欣然用“奇古”喻之，可谓言简意赅。古在这里既是传统也意味着传承，邓石如在江宁梅府八年，读碑研帖、破书万卷，得李斯、李阳冰之宗，当然是尽得其古。而奇则是出奇制胜，彰显自己的个人风貌，师古而不泥古。正是这种“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的创新精神，曾国藩又在“奇古”之前缀上“尤为”二字，则是由欣赏提高到崇敬了。
曾国藩的崇敬不仅表现在邓石如的书法上，而且爱屋及乌的延伸到邓石如的儿子邓传密身上。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67岁的邓传密及儿子邓解，被曾国藩延为幕宾，故有曾国藩“因求先生嗣君守之钩摹刊刻”之说，守之就是邓传密。作为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对自己的幕宾用了一个“求”字，可谓是用得传神至极。既体现了对邓石如的推崇有加，也体现了对邓传密的人文情怀，更体现了一代中兴大臣的博大胸怀。
难怪曾国藩对友人的这份“雅贿”，如此的心安理得。原来，他并没打算把它束之高阁，让子孙永宝之。而是钩摹刊刻、立碑勒石，“以共同好”，让独乐乐变成众乐乐！读到这，我们不得不为曾国藩这段仅60个字的边跋击节叫绝！
1862年，曾国藩坐镇安庆的督帅行营，曾国荃率部围攻南京，李鸿章刚刚组建的淮军，乘麦理洋行的商船由安庆开赴上海。湘军和太平天国的战事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曾国藩是忙的不可开交。1863年5月，邓传密的儿子邓解在幕府早殁，老年丧子成了邓传密的切肤之痛。曾国藩安排的刊刻事宜，仅作了钩摹，就这样耽搁下来了。
1864年7月，曾国荃攻破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曾国藩遂移节南京，邓传密也一并同往。1865年，战事逐渐平息，2月28日，曾国藩邀彭玉麟、黄翼升、邓传密、莫友芝等乘舟同游焦山。定慧寺方丈芥航拿出邓石如篆书“海日夜色，云帆中天”给曾国藩欣赏，曾国藩手捧墨迹，如晤故人，欣然为题：“同治四年二月之杪，余与客同游焦山，怀宁邓传密守之与焉，其尊甫完白先生所书海日夜色云帆中天八字，芥航和尚出以示余，因属守之钩摹，刻石寺壁，与瘗鹤铭并寿于世。湘乡曾国藩识”。把邓石如的书作与“瘗鹤铭”并寿，那是何等的荣耀呀！邓传密虽然年届古稀，肯定还是乐于从命的，很快就“刻石寺壁”了。9月的一天，曾国藩在邓传密的陪同下再次来到焦山，同行的还有镇江道台许道身、苏州知府吴云、书画家吴让之。两年前，“邓守之之子解，在公馆内去世，完白先生之孙也。余派人料理殓殡。余以公私繁冗，久未一省视，不知其一病不起，有负重托，殊为歉仄”（曾国藩日记）。如今，曾国藩望着由邓传密钩摹刊刻的“海日夜色云帆中流”八个大字，不禁露出了一丝告慰的笑容。
可是，邓传密还有一个心结没有打开，就是当年曾国藩求之钩摹刊刻的那幅“处世劳尘事，传家宝旧书”的楹联，今天还是个半成品。他把这个焦虑告诉了苏州知府吴云，吴云在焦山，见过曾国藩对邓石如父子的礼遇，加之他本人既是个大鉴藏家，也是邓石如的粉丝。于是他请邓传密根据在安庆的双钩本，将这幅“处世劳尘事，传家宝旧书”的楹联，刻在了苏州，并且安放在寒山寺的碑廊里。邓传密笑了，像当年曾国藩在焦山上一样，告慰的笑了，不过他笑出了声音，仿佛寒山寺的钟声一样，是那么的悠长，一直传到了故里，一直传到了“铁砚山房”。
寒山寺自古以来，就是历代文人游艺的重要窗口，珍贵的碑刻有王硅的《枫桥夜泊》碑、张即之的《金刚经》碑、文征明的《枫桥夜泊》碑、唐寅的《姑苏寒山寺化钟疏》碑等，这些文人的碑刻，构成了寒山寺的文化并成为寒山寺的主要标志之一。而邓石如“处世劳尘事，传家宝旧书”的楹联发轫于安庆，最终落位于苏州寒山寺的碑廊，既是对邓石如书法地位的肯定，也续写着200多年来，安庆和苏州这两座历史名城的文化情缘。
书法表现的不仅仅是书写技法和视觉形式，正如钱仲联先生所说“书法必与其人之学问德业、事功成就、时代特征而息息相关”。今天，我们在懒悟艺术馆品读“处世劳尘事，传家宝旧书”这幅楹联拓片，既看到了邓石如书法艺术形成和发展的由来，又分享了对邓石如书法特色和风格的赏析，更体味到了曾国藩和邓石如一家三代的人文情缘，这才是这幅楹联的魅力所在。